缅怀郁达夫先生-胡浪曼

楚天风雨鹧鸪声
  这是摘自曾国藩先生的名句，彼系用来挽他战死湖北的兄弟的。这楚天应该是指战国时代楚国的辖地。若以方向来说，那我这里所指的，该是北方，把它作为中原的统称了。闲话表过，且言归正传。
  话说1942年12月8日，日本皇军在马来亚东海岸登陆后，我们都知道，负有防卫责任的英国，不但无力保卫马来亚，也无意保卫马来亚。我们便纷纷筹备逃亡的计划。但不幸的是，当战争初启的时候，英政府便颁布了限制公务员离境的条例，还把报界人士也包括在公务员内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作为新闻记者的人，要逃难便多了一层障碍。首先得向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申请护照，大约要花费五元。然后获得一本中华民国护照，和附带一封介绍信。这封信是由当时总领事馆高凌伯先生署名，致给当地移民厅的。大意是说来人因有要事，急须离境，希望移民厅赐予批准。同时这封信是事先印便的，看来说得冠冕堂皇，而领事馆中人，对我们新闻记者也十分照顾，只要我们填了表，付了钱，便在数十分钟内，可以办完手续。据我所知道的，首先申请的是张匡人先生，继之是林道盦先生。他们二人都曾告诉我，申请手续的简便和快捷，简直到了和买香烟一样。不过，当我审阅他们附带的介绍信时，便发觉意思相同，格式有异。等到张、林二先生向移民厅申请离境准证时，也就获得了结论；张匡人先生是批准了，林道盦先生是被拒绝了。继后还有许多同事陆陆续续的遭受相同待遇。凡是获得像张匡人先生所持有的介绍信，无不批准，反之有如林道盦先生持有的，便遭拒绝。由此我们便完全知道了，操持新闻记者生死大权的，还是在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手上，关键性的决定，就是那封附带的介绍信。
  一日，我正在《星洲日报》经理室，聆听叶公超先生，潘公弼先生，以及林霭民先生汇报全球局势的时候，忽见郁先生手持护照，兴高采烈的跑了进来，告诉我们他已获得了护照，到紧急时期，也打算回中国参加抗战行列了。我则笑笑的对郁先生说：你也不可太早高兴，你有看过介绍信吗？他说当然看过了，难道你现在懂得了英文了吗？我说给你猜中了。其实这封信，不是英文，而是番书，或者只有我才能看懂，你可以给我看看吗？郁先生也就哈哈大笑中，爽爽快快的把护照和介绍信交到我的手上。打开来一看，糟糕！是和林道盦先生获得的一样。我便用开玩笑的口吻问郁先生要不要我读给他听。郁先生也以开玩笑的答说：“好呀！”那时，我不知那里来的冲劲，便神气活现的，仿效戏台上宣读圣旨的姿态，念出了我自编的语句：什么持信人郁达夫，仍系反蒋嫌疑份子，为我大中华民国所不欢迎人物，跪请钧座即予禁止离境，同时，我还在称呼上，恣意作贱了总领事什么厅长大人阁下，什么跪禀者等等。不待我说完，林先生急加喝止，并将护照和附函，抢回交到郁先生手上。但当我还留在经理室，接受林先生责难的时候，郁先生也跑了回来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还是你才懂英文。”想不到一代诗人的郁先生，就在这封别有含意的介绍信下，不得不“千秋诗骨委南荒＂了。回忆当年，虽是一场玩笑，而郁先生的音容笑貌，以及在场诸人的表情，宛如昨日。究竟是谁杀死了郁先生呢？

仓皇烽火出亡哀
  当新加坡危急，胡蛟先生与林霭民先生相继出走后，《星洲日报》与《总汇报》便由胡秋杰先生和我负责主持。 《总汇报》由于后尾面海封闭不周，还不断的漏出灯光。在海军部的严厉警告下，我便只好匆促决定，把《总汇报》同事全部撤入《星洲日报》进行两报同人混合工作。同时并即改头换面，发行两报联合版。过后同事上班日少，为了一方面要解脱订户的束缚，便又改为联合号外，每日早晚两次，有时还加发行午版一次。一直到编印了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爵士最后广播词，放在门外，任由人取阅后，我们才宣布停版。这从表面上来说，我们的确尽了报人的最高天职，在危难中还供给大众最新消息。但实际，我们也另有苦衷，因为那时的两报，不论外框或内框，都已一文不剩。倒是报纸和油墨，堆满了两报楼下。要钱吗？那只有从这里想办法了。我和胡秋杰先生便分头向平日比较接近的同事游说，结果反应甚佳，我们便发出了坚持出版直到最后一天的口号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确实做到了。而自从参加最后工作的同事，也没有一个人临危退缩。当时，我和胡秋杰先生也订下了一些原则，公开的告诉参加工作的同人。第一是财务公开，第二是工作人员的薪酬，优先对待。其他开支，则交由胡秋杰先生负责处理。这本来不是一个愉快的职务，收入这么少，同事这么多，要做到人人有份，圣圣无亏，那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所以有些同事不谅解，更啧有烦言了。不过，我们对待郁先生，确是做到了优待之优待了。当郁先生来时，我刚好还在经理室，等待发行部的结帐。我们便坦白的把实际情形一一告诉了他，同时答应他，愿罄今日收入悉数给他。郁先生也极表满意，我便跟秋杰先生亲到楼下把发行部全部收入拿了上来，当郁先生的面前，留下了当日必须的伙食费外，也如言全数给了郁先生。依据当时情形推想，交给郁先生的钱，最少不会低过三百，最多也不会超过四百。这虽是区区之数，但确已尽了我们的全部力量。大约是第二天吧，我和秋杰先生便接到了郁先生的留信，除了告诉我们他即将出海，以及表示谢意外，对于他的藏书便作了遗嘱式的安排。大致是说，他万幸的一天到来时，希望我俩能把他的藏书赠送一个适当的社团，最好是能在《星洲日报》辟一图书馆，以资纪念。当此兵荒马乱，有如万蚁啮心的时候，对于郁先生的信，实在未曾认真的对待，看后也就随手放置案头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已无暇分辨，就把一切文件，文稿包含便条在内，都悉数付之一炬。而郁先生的留书也在火化中了。

  及至沦陷，楚囚十日，从宪兵部出来后，因为我和秋杰先生原住的星系报业宿舍，已被列为敌产，并已由军政部接收。我们正苦无处栖的时候，也曾想到中峇鲁有郁先生的公寓，大世界旁边有《星洲日报》的俱乐部，大可以名正言顺的迁入居住。但当我们托人先往视察时，据报均已鹊巢鸠占了。以我们当时余悸犹存的情况下，最怕的是被人指为抗日份子，那里还敢出面交涉呢？等到和平来临，一切俱恢复原秩序的时候，本该可以追寻了，但不幸的我又因曾服务《昭南日报》，且贵为编辑局长，又陷入了终日犹疑中，反过来怕被人指为汉奸了。如此一再坐失良机，便也只好怀着愧对故人的心情，辜负郁先生的期望了。教年前郁先生的公子郁飞先生，也曾来函，询问藏书的事，并有意遵循法律途径，进行追究。但我们除了知道藏书的地址外，对于藏书的数量，藏书的名称，一概未识，那里可以诉之法律呢？就这样一位还大有作为的诗人，及其近千本的藏书，竟尔随风而逝，确也值得我们十分惋惜的事了。

尾声
  执笔至此，总算在时缀时续中，把全文书竟，想说的话，都说了出来。但心湖动荡，久久未安。无已，乃急翻读郁先生于乱离中所作的杂忆诗，借期自慰，并以移神。掩卷，又只好在无可奈何中，默默的念着：《遥想公瑾当年》这一阕词了。英雄如此，名士如此，美人呢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阿门！ （下）（PWE)


附函
道昉先生：
  昨承走访，询及郁达夫先生事，尚有欲为先生告者，即沦陷期间，当余首次获悉，郁先生化名为赵廉，而其所设酒厂，取名豫记时，余即尝与在座星系报旧同事提出商讨。觉得郁先生毕竟天真得可爱。其取赵姓，当非赵为百家姓之首之故，而是含有完壁归赵之期望。不但他个人，以至失陷江山，都在盼望归赵中。所以在余哀挽郁先生诗中，即有一句＂白壁最难全乱世＂，意即欲暗喻此姓赵也。至于名廉，则怀有廉颇未老，壮心未已，尚堪充任战斗之意。而余哀挽郁先生诗中，亦有一句“裹革无由白马迎”，即叹息郁先生未能战死沙埸，未免违其本旨。酒厂取名豫记，显然釆取豫让为智伯复仇故事，其开设酒厂，正等于豫让漆身吞炭，目的在掩饰身份耳。余哀挽郁先生诗中，就有不相连两句，其一为“谁信相如甘卖酒”，其二为“剑藏鱼腹忆专诸”，即指此事。不然郁先生乃一文人，与刺客何干？因其自比豫让，应存有刺客之心。凡此固为推想，然不中亦不远矣！此颂

文安

浪曼顿首